《学点历史》从书 辛亥革命前夜的 一场大论战 章开沅 ==========第1页========== k257人 《学点历史》丛书 辛亥革命前夜的 一场大论战 章开沅 人风女版社 ==========第2页========== 。学点历史。丛书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章开沅 人人本版灶出版张孝专店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787×1092毫米32开本2.75印张41.000字1975年6月第1版1975年6月北京第1印制书号11001·285定价0.17元 ==========第3页========== 出版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历史，在《改造我竹的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惟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学习历史，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要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斗争服务，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服务。《学点历史》丛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的一套历史普及读物，根据当前学习的需要，将分册出版。 ==========第4页========== 毛主席语录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第5页========== 目录 一、两个营垒，两条路线 二、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21 三、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的斗争………41 四、“世界潮流，浩浩荡荡”……67 行 |二 ==========第6页========== 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人民日报》1956年11月 12日) 二十世纪初年，特别是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一场激烈论战。论战的焦点是：究竟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这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思想斗争。革命派不仅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打击了改良派君主立宪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借用法家的思想武器批判了康有为之流的尊孔倒退卖国思潮，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派不可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路线，更不可能彻底批判孔孟之道，这又成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契机 透过这场论战可以看到，农民起义风暴怎样又一 ==========第7页========== 次把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两种思潮的斗争推上政治舞台，中外反动派怎样利用孔孟之道阻挡革命潮流，新兴资产阶级怎样进行尊法反儒的斗争，以及二十世纪初年这两种思潮的斗争具有什么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等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真总结这次论战的经验教训，对于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是有意义的。 2 ==========第8页========== 一、两个营垒，两条路线 二十世纪初年的旧中国，风雨如磐，惊雷滚滚。 十九世纪以帝国主义八国侵略联军血腥镇压义和团而宣告结束。一九○一年，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它不仅承诺了四亿五千万两所谓“庚子赔款”，而且允许帝国主义在北京和其他军事要地驻扎军队。爱国有罪，救亡问刑，中国人民被剥夺了抵御外侮的正当权利。祖国的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为一块块的“势力范围”，东北的大片领土，仍然处在老沙皇兽蹄蹂躏之下。海兰泡，江东大十四屯，一次义一次血案， 一桩又一桩滔天罪行，白山黑水是我们民族深重灾难的历史见证。 国家的情况一天此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民怨沸腾，民变蜂起。整个社会在剧烈动荡，政治营垒在迅速改组。在新的世纪到来的时候，祖国的前途怎样？民族的命运怎样？一系列生死攸关的问题，严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3 ==========第9页========== “不兴必亡，不亡必兴，固我中国之前途也。…鸣呼，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一篇名叫《二十世纪之中国》的政论文章，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各个阶级、阶层、政党，都用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眼光，回颜十九世纪，展望二十世纪，对这个问题作出不同的答案。 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清政府，已经完全成为“祥人的朝廷”，进一步对外屈辱投降，对内残酷镇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影租赋债息，层层加码。这条帝国主义的忠顺走狗，已经激起各个被压迫阶级、阶层的强烈憎恨。它和广大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成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 农民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的主力军。就在《辛丑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景廷宾在直隶广宗一带高举“扫清灭洋”大旗，聚众两万多人，继续坚持斗争。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五年，四川、两湖、两广、陕西、吉林等省人民，也纷纷高呼“灭清剿洋”等战斗口号，奋勇打击中外反动派。群众斗争的锋芒，愈来愈集中地指向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西，以农民为主体的会党反清起义迅速遍及全省。广东、云贵、江西、浙江、山东等省人民，也纷纷“结盟拜 ==========第10页========== 会”、“竖旗起事”。这些起义规模越来越大，住往一夜之间聚众数千，有的甚至发展到数万人，在州县之间以至各省之间交相蔓延，有力地削弱和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当时虽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在迅速成长过程中已经与农民一起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一九○五年以后，上海、汉口等各大中城市的工人，不仅踊跃参加抵制美货运动，愤怒抗议美国政府虐待华工，而且多次举行数千人的罢工斗争，坚决反抗外国租界和资本家的残酷压榨。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把群众的反抗怒火引进城市，更为直接地打击着中外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 在十分激烈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中间，在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强力推动下，资产阶级发生了明显的政治分化。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经主要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和要求，领导过戊戌维新运动。这个阶层大多由封建官僚、洋行买办、大地主、大商人转化而成，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具有此较密切的联系，因此妥协性更为严重。他们极端害怕革命风暴将会冲击自己的大量财产和既有的社会地位，因此幻想通过温和的改良来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并 ==========第11页========== 且抵制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戊戌变法失敗以后，他们被席卷全国的义和团反帝风暴吓破了胆，疯狂攻击，恶毒咒骂，堕落成为人民革命极为危险的敌人。 早在一八九九年，康有为已经在加拿大正式建立保皇会，并且在维多利亚、温哥华等地大事为实际上已被废黜的光绪皇帝祝寿。“上帝与龄怜下土，小臣泣拜倒蒿莱。”他们祈求老天爷保佑这个傀儡皇帝多活几年，幻想有朝一日光绪能够掌握实权，他们一伙就可以成为“功勋重臣”，挤进最高统治者的行列。二十世纪初年，这一小撮保皇小丑主要活动在海外，与帝国主义殖民当局、国内的大买办、大官僚串通一气，到处宣传君主立宪主义的反动政治路线，千方百计地破环革命党人的活动。在经济上，他们也是到处招摇撞骗，诈骗华侨商人的钱财，大搞地皮买卖等投机牟利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保皇会当时已经成为拥有墨西哥银行及轮船公司、纽约琼彩楼及杂碎馆、香港振华实业公司及华益公司、上海广智书局、广西天平山锡矿等大小企业，资本达一千五百万元以上的经济集团了。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康有为一伙实际上已经堕落成为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鹰犬。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要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和要求。这个社会力量大多是手工 6 ==========第12页========== 作坊主、工场主、中小商人、钱庄主等演变的中小资本家，主要分布在缫丝、轧棉、轧油、碾米、印刷等比较简易小型的加工工业和其他次要的工业部门。他们的经济力量薄弱，社会地位较低，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较少，而受外资排挤与官府勒索较多，因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参加革命。 一八九四年，在甲午中日战争引起的严重民族危机中，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一兴中会。第二年父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早期的兴中会员，约有一半是商业和农牧业的中小资本家，其余是学生、各种小资产阶级和会党活动分子，也有少部分工人。他们初步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决心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兴中会一建立就着手进行武装斗争，一八九五年曾经策划在广州起义，一九○○年在惠州举行起义。这两次起义虽然先后失败了，但是比较鲜明地表现出兴中会革命的政治路线的特点。 兴中会与保皇会显然是互相对立的两个营垒，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线。但是，革命派识破康、梁一伙的保皇真面目，却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戌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这个重要的历史经验驱使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走上革 13 7 ==========第13页========== 命道路，但是他们对康有为、梁启超转向反动的改治立场这一点则缺乏认识。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逃亡到日本，仍然打着“爱国志士”的招牌到处活动。革命派对他们抱有幻想，曾经一再寻求合作，以谋共同推翻清政府。康有为是公开拒绝，反复强调：“无论知何，不能忘记今上（指光绪）的。”梁启超却狡猾得多，他在康有为离开日本以后，立刻伪装同情革命。甚至表示两派合并后，愿意推孙中山为会长，自己当副会长。实际上这不过是为了骗取革命派的信任，利用革命派在华侨和留学生中的影响，首先为保皇派在海外谋求立足点，然后再逐步排挤革命派，扩大保皇派的地盘。梁启超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模糊了兴中会与保皇会之间的政治界线，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害。 一八九九年年底，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命，到檀香山建立保皇分会。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源地，保皇派在当地华侨中本来毫无工作基础。梁启超出发前，虚伪透顶地向革命派发誓：“合作到底，至死不渝”，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他一到檀香山就拿着孙中山的介绍信到处招摇撞骗，大挖兴中会的墙脚。他对华侨说：“保皇会与兴中会，革命的目标彼此是一致的。不过，革命需要掩护，兴中会标揭颠覆满清的旗帜，不能公开活动，尤其不易回国活动，如用保皇会的名义则进行可以 ==========第14页========== 便利。”很多兴中会会员被他骗进保皇会，甚至连孙中山的哥哥也上了圈套。檀香山的兴中会组织被破环得 七暮八落。 兴中会在日本横滨华侨中的分会，也是这样趋于瓦解的。横滨本来是兴中会仅次于檀香山的策源地，可是很快就被梁启超一伙用花言巧语骗去一大半会员，连原来的革命据点大同学校也被保皇派侵占。梁启超还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宣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从此，这里成为保皇派对抗革命派的反动据点。 同时，保皇派还在“合作”的幌子下，极力破坏革命派在国内的群众基础。一八九九年春夏之间，孙中山曾派人回国联络两湖一带会党势力。十一月，长江流域会党首领云集香港，与兴中会负责人及广东、香港三合会首领举行会议，决定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联合组成一个革命大团体，并且公推孙中山为总会会长。革命派想利用义和团运动在华北迅速发展的有利时机，组织力量在华南和长江流域举行武装起义。保皇派立即打出“殊途同归”的幌子，再一次骗取了革命派的信任。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利用兴中会在长江中下游已经联络好的会党势力犒军事投机，秘密策动“武力勤王”，妄想把光绪皇帝重新扶上台。结果，兴中会在长江流域辛苦经营多年的群众基础，又遭到严重摧残。 9 ==========第15页========== 康有为、梁启超一伙，凭借在戊戌变法时期捞到的 一点政治资本，披着爱国维新的外衣，利用革命派在政治上还比较幼稚，曾经在一段时间欺骗了不少群众。保皇会仅在美洲华侨中间就设立了十一个总部、八十 六个支会，“美国、加拿大、檀香山、墨西哥、古巴各地无 一处不根深蒂固”。同时在日本、香港、澳门等地也陆续成立了分会，并且先后在广州、檀香山、旧金山、香港、横滨、新加坡、温哥华等地出版报刊，极力诋毁革命党人。其中，梁启超于一九○二年在横滨出版的《新民丛报》（前身是《清议报》），标榜什么“持论务极和平，不偏于一党派”，装作一副“公正”模样，影响极为恶劣，是革命派最危险的敌人。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一次又一次深刻地教育了革命派。孙中山等终于认识到过去“专心致力”于武装起义，放松了革命舆论工作，“遂使保皇纵横如此，亦答有不能自辞也。”他们决心从政治上、思想上与保皇派划清界线，到各处扫除“保皇毒焰”。 从一九○一年到一九○四年，革命派同改良派初步交锋，逐步区别了两派的政治分野，两个营垒、两条路线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早在一九○○年，孙中山已经义正辞严地谴责梁启超在檀香山招摇撞骗的无耻行径。但是，梁启超继 10 ==========第16页========== 续玩弄“合作”花招，大谈什么“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他标榜孔孟的中庸之道，大谈折中调和，把革命派的原则立场污蔑为“私见”，而把无原则的混合美化为“公义”。他还胡说什么在两派之间“不必故划鸿沟”，妄想又一次向革命派灌迷魂汤。然而，孙中山看清了梁启超的真面目，决心同这些口蜜腹剑的假朋友公开宣告决裂。一九○○年四月，在孙中山的支持下，革命派特地在保皇派盘踞的横滨出版《开智录》，专门驳斥《清议报》的反动论，宣传革命思想，争取被保皇会蒙被的群众。 震藏世界的义和团反帝风暴，有力地推动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蓬勃发展，鼓舞着革命派向清政府及其走狗保皇派进行斗争。章太炎首先与改良主义道路决裂，清算了自己过去“与尊清者游”（指与康、梁混在 一起)的错误，举起了尊法反儒的旗帜，抨击尊儒反法思潮，鼓吹民主革命。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间，革命意识更是迅速增长，保皇派本身也发生分化。一九○一年六月，原来曾经追随过康、梁的秦力山等终于醒悟过来，创办《国民报》月刊，宣传反清革命，揭露保皇派罪行，成为重要的革命喉舌。形势对革命派越来越有利，正如孙中山以后回忆的那样：义和团运动以前，革命派被孔孟之徒们污蔑为“乱臣逆子，大逆不道，咒骂之声， 11 ==========第17页========== 不绝于耳”，处境极为困难；义和团运动以后，革命派却在群众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一九○三年前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日趋激烈。老沙皇继续霸占我国东北领土，法国侵略我国西南边疆，英国武装假骼我国西藏，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聚集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在革命思潮影响下，积极投入“拒俄”、“拒法”等反帝爱国斗争，革命小团体纷纷建立，革命书刊《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新湖南》等如雨后春笋一般相继出版。国内上海的《苏报》也于一九○三年五月开始刊登宣传革命的文章，成为江浙一带革命派的舆论阵地。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节录）、《介绍邹容<革命军〉》等重要论著，在《苏投》上发表后，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响，起了很大的革命动员作用。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革命派与保皇派的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起来。 康有为适应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的反动政治需要，于一九○二年发表《辨革命书》等反动文章（以后合编为《最近政见书》)，对革命派与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全面攻击。康有为把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吹得天花乱坠，说是从唐虞到明代前所未有、世界各国无从比拟的 12 ==========第18页========== “古今至仁之政”。象这样“贤良”的皇帝和政府，自然是不必要推翻，也不可能推翻。这些赤裸棵的保皇腔调，充分暴露了康有为的反动嘴脸，引起革命人民对他的极端憎恶。 梁启超此康有为具有更多的欺骗性。他跟见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相激化，民族民主革命意识在群众中间迅速增长，深知公开宣扬保皇一定会招致强烈反威，因此继续宋取以伪乱真的反革命伎俩，蓄意混淆保皇与革命的界限。他在一九○一年和一九○二年，先后发表《过渡时代论》、《新民说》等文章，表面上大谈“民权”、“自由”，甚至高唱“大变革”、“大破坏”，借以掩盖自己已经转到反动政治立场，极力蒙蔽革命人民。同时，他利用这些空洞的激烈言词，向清政府既虚声恫吓又苦口劝说。要求清政府让他们分享若干政治权力，并且赶紧实行君主立宪，以便更有效地阻挡革命潮流。梁启超特别强调自己所说的破坏是什么“无血破坏”，以示与革命力量的“有血破坏”相区别和对立。这就说明，改良主义路线不管怎样花样翻新，总归是反对暴力革命，维护现存的反动统治秩序。 革命派针对康、梁的反动宣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三年七月，孙中山亲自来到日本横滨，努力 13 ==========第19页========== 宣传革命和联络同志，决心夺回被保皇派侵占的阵地。他的住所每天都聚集着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热烈讨论救国的道理和方法。孙中山明确的革命观点，热情而又诚恳的态度，给青年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年下半年，孙中山在东京青山剑建革命军事学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进一步打出了鲜明的革命旗帜。 紧接着，孙中山到保皇派另一重要据点所在地檀香山，在侨胞中间展开争取群众的活动。当地华侨的各种社团、报馆几乎全被保皇派控制，形势对革命派非常不利。孙中山克服重重困难，在为数不多的兴中会会员协助下，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他把当地的《隆记报》改组成革命喉舌，并且发表《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等文，与当地保皇派的机关报《新中国报》展开论战。 孙中山明确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是截然对立的两条路线，就好象黑色与白色不容混淆，东方与西方不能调换一样。康有为的《最近政见书》，说穿了，就是要人“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这三不可正说明康有为是一个“死心锡地”的保皇头目。孙中山还着重揭属了梁启超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指出康、梁是“同一鼻孔出气”，而“梁酉”比 14 ==========第20页========== “康怪”更为狡毒。孙中山列举大量事实，严厉驳斥了梁启超“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谎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这就打中了梁启超这个政治骗子的要害。 孙中山在与保皇派的初步交锋中，表现出可贵的革命坚毅精神。一九○三年至一九○四年，他从日本战斗到檀香山，从美洲转战到欧洲。沿途曾经不断受到帝国主义和保皇派的打击陷害，但是他毫不畏缩，坚持斗争，决心“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并且一再向人表示：要“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经过艰苦的斗争，革命派终于夺回了在日本、檀香山华侨中间的阵地，并且加强了在美国和欧洲各地华侨、留学生中间的宣传组织工作，为以后同盟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骨干方面作了准备。 革命与保皇之争在国内也有相当强烈的反应。保皇派在上海出版的刊物《外交报》、《东方杂志》、《扬子江》等，纷纷附和康、梁的君主立宪谬论。章太炎等革命派则以爱国学社、《苏报》为阵地，向保皇派发动了猛烈攻击。 一九○三年，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把康有为“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明确指出：立宪必须经过革命，不革命就无从实现 608625 15 ==========第21页========== 立宪。他蒲快淋腐地怒斥说：被保皇派捧上了天的光绪皇帝，不过是一个连豆子和麦子都分辨不清的窝囊废(“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面康有为则纯粹是一个醉心利藏甘当奴隶的卑鄙角色。章太炎从当时风起云涌的群众反抗斗争中看到革命的胜利前景，断然驳斥了康、梁等“民智未开，不可革命”的谬论。他历举义和团和广西会党英勇斗争的生动事例，热情洋溢地宣告：“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然则公理之未明，则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雉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自称“革命马前卒”的十八岁的邹容，是一位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小将。这一年，他在日本带头参加“拒俄义勇队”，邀集爱国青年强行剪掉反动透顶的留日学生监督的辫子。他一回国就积极投入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并且完成了著名的《革命军》一书的写作。《革命军》以奔放的热情讴歌了革命，指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时代潮流，因此必须“仗义群兴革命军”，进行武装革命。邹容明确地把反清斗争与反对外来侵賂联系起来，指出只有打倒这个帝国主义的“奴隶总管”，中国人民才能得到民族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这就从正面有力地打击了 16 ==========第22页========== 保皇派君主立宪主义的谬论。 另一个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写的通俗小册子《猛回头》和《警世钟》也在国内广泛流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陈天华满怀革命激情，淋漓尽致地从各方面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民族灾难，并且一针见血地怒斥清政府是“洋人的朝廷”。他讽刺保皇派高谈什么“维新”、“立宪”，都是一派“隔靴挝痒”的鬼话，认为只有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求得国家的富强。 革命派这些大胆的言论，引起清政府的极大仇惧。他们首先向《苏报》开刀，勾结英国租界当局无理逮捕章太炎和邹容。但是，蛮横的镇压反而激起人民更大的义愤。两年以后，邹容因为不堪虐待而死于狱中，用年轻的生命化为一曲悲壮的革命战歌，受到国内外进步舆论的深切悼念和热情赞颂。他写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被各地交相翻印，人人争先寻求阅读，冲破各种反动禁令的重重阻挠，成为打击清政府和保皇派的锐利武器。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反对保皇派的斗争过程中，曾经得到劳动人民（首先是海外各地华侨工人）的有力支持。 有-一段时间，康、梁一伙依靠帝国主义殖民当局的 17 ==========第23页========== 庇护和支持，在海外各地活动极为频繁，许多华侨富商被拉过去，甚至不少兴中会员也被骗进保皇会。可是，兴中会专为联络会党而设立的中和堂，却在保皇逆流的冲击下岿然吃立，坚持革命斗争。中和堂是以日本和东南亚华侨工人为主体的群众团体，在斗争中表现出可贵的革命坚定性。 在美洲，以华侨劳动者为主体的致公堂，本来是国内具有革命传统的天地会的一个支派，总部设在旧金山，并在纽约、芝加哥、波土顿等百数十埠设有分堂，大部分华侨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声势较大。当时华侨被称作“海外孤儿”，备受帝国主义政府和殖民地当局的歧视和迫害，因此褐望祖国能够实现革新和富强，而侨胞中的劳动者和小资产阶级更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所以，孙中山为了争取侨胞的帮助，去美国旧金山等地之前便在檀香山参加致公堂。致公堂对他表示热烈欢迎，并推举为“洪棍”。① 一九○四年四月，孙中山在美帝排华暴行极为猖獗的情况下到达旧金山。由于保皇党人的陷害，船一到岸他就被拘禁在海关“木屋”中，并被审讯判令出境°华侨群众对此极表愤慨。轮船上的海员纷纷前来慰 ①“洪棍”是天地会、三合会系统会党中地位极高的职衔。 18 ==========第24页========== 问，并且赠送食物。致公堂仗义上诉，为孙中山争得居留美国的权利。同时，他们还帮助孙中山刊印《革命军》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东南亚各地侨胞，努力扩大革命影响。 孙中山的革命宣传活动，在美洲华侨洗农工人、园丁等劳动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当中博得日益强烈的同情。保皇派十分忌恨，在旧金山《大同日报》上肆意诋毁革命派，甚至公然责备致公堂不该如此尊重孙中山。《大同日报》本来是致公堂的机关报，但被康有为的门徒欧矩甲混入窃据主编职务。致公堂对欧矩甲极为不满，立即解聘，并且清孙中山另外推荐主编。《大同日报》经过改组以后，成为革命派在美洲华侨中的重要喉舌，在与保皇派的沦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年五月，在孙中山的倡议下，致公堂总部决定进行会员总注册，对这个旧式会党组织加以整顿改造。由孙中山起草的致公堂新章程，序言部分增添了革命爱国和反对保皇的新内容，章程第二条还明确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致公堂的“大佬”（首领）黄三德亲自陪同孙中山访问了美国几十个城市，在华侨中间广泛进行革命宣传，肃清保皇派的流毒。致公堂的帮助使孙中山受到很大鼓舞，他满怀信心地向战友报告：“弟近在苦战之 19 ==========第25页========== 中，以图扫灭美国之保党，已到过五、六处，俱称得手。本拟遍游美地有华人之处，次第扫之，大约三、四个月后，当可成功。” 在二十世纪开头两三年，保皇派玩弄种种阴谋诡计，曾经一度蒙骗了不少人，造成虚假的声势。“不数年间，凡百七十余埠，遍于五洲，会众以数十万计。”但是，经过革命派几年的苦战，初步分清了兴中会与保皇会两个对立的营垒，区别了革命与保皇两条对立的路线。‘越来越多的爱国的华侨劳动者坚决站在革命派一边，一些原来被骗入保皇会的华侨商人转而同情革命，甚至也参加了兴中会。 革命派初战告捷。革命思潮日益深入人心。在檀香山，孙中山每次讲演，听众常达数干人。许多侨胞逐步了解了革命与保皇的区别，误入保皇会的人纷纷退出。在东南亚，革命党人主持的中和堂，在华侨中间的影响迅速扩大，“分会遍设槟榔屿、吉隆坡、怡宝、坎罗各埠，从者日众。”这样就初步打击了保皇派的嚣张气焰，在政冶上、思想上扩大了革命派的阵地，准备了同盟会的建立。 20 ==========第26页========== 二、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 革命派同保皇派全面的、决定性的论战，是在一九 ○五年-一一九O七年进行的。 这儿年，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列宁曾经说过：“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生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继俄国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一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动乱也正在加剧。”(《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二卷，1972年第二版，第447页)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整个中国正处在革命的动荡中间，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抗捐抗税斗争日益如火如茶，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继续蓬勃发展。 在人民斗争推动下，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都有所增长，因此他们比过去活跃得多，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提高社会改治地位，积极参加了抵制美货和收回路矿权利 21 ==========第27页========== 等爱国运动。 清政府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反动统治者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新的革命风暴迫在眉睫，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革命中心。 一九○五年八月，孙中山把各地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建立了正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同盟会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十一月，同盟会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为《民报》，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 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上述十六字纲领解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建立共和国，并且幻想通过某些社会经济改良政策，以求避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将会带来的“祸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旧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特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经起过革命的作用。列宁密切注意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且赞扬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 22 ==========第28页========== 卷，1972年第二版，第424页) 同盟会的建立和政治纲领的公布，把资产阶级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此引起清政府极大的仇恨和恐惧。反动高级官员端方惊惶失措地报告说：“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近访闻逆党方结一秘密会，遍布支部于各省，到处游说运动，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册子，或用歌谣，或用白话，沿门赠送，不计其数。入会之人，日以百计，踪迹诡秘，防不胜防。…窃以为今日中国大患直在腹心，纵任之则溃决难收，芟夷之则全局糜烂。” 反动派说的“大患”，就是狂飙突起的革命风暴。老式的抵御革命潮流的手段统统失效了，于是从一九○五年起，清政府演出了一出假立宪丑剧。它在这年年底派五个大臣到欧美、日本各国考察宪政。一九○ 六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且颁发《实业赏爵草章》。 一九○七年决定在北京设立资政院，各省设立咨议局。虚伪立宪的阵阵紧锣密鼓，掩盖着清政府对于革命风暴的胆战心惊。 假立宪骗不了革命人民，但却引起资产阶级上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很大幻想。清朝统冶者搞假立宪，本来就包含分化资产阶级，拉拢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目的。清政府规定资政院留十个名额给资产在百万元以 四 23 ==========第29页========== 上的业主，《实业赏爵草章》规定投资二千万元以上者赏一等子爵等等，都是为了用小恩小惠换取资产阶级上层对它的支持。 在清政府虚假的“振兴实业”和“预备立宪”过程中，资产阶级上层某些代表人物确实捞到一些油水。最典型的人物是江苏的大资本家张簪。他挂着一块状元招牌，依仗张之洞、刘坤一等大官僚的扶植，上下其手于官商之间。经过十几年对工人、农民的残酷剥削，他所创办或参加投资的工业、盐垦、航运等企业，迅速发展到二十七个单位，资本总额近一千万元，初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摸的企业集团。这些年，清政府先后赏给他三品衔、商部头等癫问官、江苏铁路公司协理、江苏咨议局议长等职，俨然成为所谓“东南实业领轴”。 这些大资本家对于清政府的假立宪自然是声应乞求，如张奢立即表示：“喁喁望治，若饥之鬓食而渴之赴饮。”他们在“办厂热”的同时，又发作了“请愿热”，成立“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不断奔走联络，叩头上书，乞求清政府尽早召开国会和制订宪法，一则为了削尖头皮钻进政权，设法推行有利于自己的各项政策，一则借以抵制革命潮流，妄想用一纸“宪法”来扑灭革命怒火。 远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一伙，代表的也正是这些封建性、买办性极为浓厚的大资本家的利益和要求。 24 ==========第30页========== 马克思早就说过：“拖们知道，革命中的老百姓是莽撞的和过火的。因此，资产者先生们千方百计总想不经过革命而用和平方式把专制君主国改造成资产阶级君主国。”(《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186页)清政府刚刚颁布预备立宪诏书，梁启超便认为“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需要研究的不过是向正式立宪阶段过渡的办事“条理”而已。一九○七年初，康有为把海外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表示响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国民立宪会”很快又故名“帝国宪政会”，唯忍清王朝不了解他们的愚忠。他们标榜什么“不偏于一党派”，但实际上仍然把革命派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有时对清政府也进行某些责难，但目的依旧在于为攻击革命派放烟幕弹。他们再三表白自己属于“民党”，但骨子里已经成为清政府假立宪的狂热吹鼓手。 “帝国立宪会”从一成立，端方等高级反动官员就不断给以津贴，梁启超更是千方百计地与清朝权贵们勾勾搭搭。法部尚书戴鸿慈由于与大理院在划分权限问题上发生争执，特地向梁启超请教。梁启超受宠若惊，连忙绞尽脑汁代为寻找“法学”根据。梁启超还把出卖过维新运动的袁世凯和曾署两广总督的岑春煊都列为“必须提携”的投靠对象。有一次，他为了向岑春煊 25 ==========第31页========== 进行游说，竟冒着风险跑到上海，结果却扑了一场空。 一九O七年八月，梁启超等在东京组织具有立宪 党雏型的政闻社，并且发表了《政闻社宣言》。《宣言》强调：“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的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这就说明，保皇派的牌号尽管一变再变，它的奴才本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政闻社与国内江浙、广东、两湖等地的君主立宪派暗中串连，遥相呼应，鼓足力气为清政府的假立宪吹喇叭。他们把革命派看作阻得假立宪进剧的眼中钉、肉中刺。一九○六年年底，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一封信，充分发泄出这种反动的仇恨情绪。他说：“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指中国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然苟非与政府死战，则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杀彼党之势，故战政府亦今日万不可缓之著也。”保皇派“与政府死战”是假，“与革党死战”是真多他们对清政府是小骂大帮忙，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欺骗人民和破坏革命党。 康有为说得更为露骨：“吾向来不忧外国之并吞， 26 ==========第32页========== 而深惧革命之内乱。立宪不立宪尚其次，而革与不革乃真要事。”亡国并不可怕，革命才真可怕影立宪搞不搞得成倒无关紧要，关键是要把革命烈火扑灭。可见，对于这伙政治骗子来说，立宪也不过是个幌子。 清政府假立宪粉墨登场，保皇派摇唇鼓舌，推波助澜，成为革命派在政治思想战线的主要对手。孙中山等认识到，保皇派“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此之清廷为尤甚。”因此决心用批判的武器摧毁保皇派的舆论阵地。 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全面论战。 在日本，有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与保皇派主要喉舌《新民丛报》之间的交锋，这是大论战的主要战场。 在新加坡，有革命派的《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之间的激战。孙中山亲自参加了这里的战斗，双方都配备了骨干力量，因此影响也较大。 此外，在香港有革命派的《中国报》与保皇派的《商报》、《岭海报》（在广州）的论战。在檀香山有革命派的 《民生日报》（一九O七年以后改为《自由新报》）与保皇 派的《新中国报》的论战。在旧金山有革命派的《大同报》与保皇派的《文兴报》的论战。在加拿大和其他地区的华侨与中国留学生的各个报刊中，都分别形成革 27 ==========第33页========== 命与保皇两个营垒，相继展开激烈论战。 这次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少见的。 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归结起来，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一）是要不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二）是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国？（三）是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而论战的焦点则是究竟要不要革命？这些是随着当时社会基本矛盾的空前激化，客观形势向人们提出的重要问题。是前进，用革命的手段揭露和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呢？还是后退，用折中调和的方法掩盖、延续这些矛盾呢？这是区分各种社会力量和各种社会思潮政治分野的试金石。 革命派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同盟会的 十六字纲领就是具体答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概括为：“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就是说，坚决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在政治革命胜利以后，进行改造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革命”。 保皇派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载然相反。他们千方百计为清王朝注射“强心剂”，妄图用改良主义的方法 28 ==========第34页========== 实行君主立宪制（即所谓“开明专制”），并且极力反对任何“社会革命”。 清王朝已经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祥人的朝廷”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下去的罪恶渊薮。可是，保皇派依然把它当作全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视为一刻也不可离开的“神物”。他们歪曲和捏造历史，贩卖孔孟之道的“仁政”之类谬论，无耻地宣扬封建统治者的所谓“深仁厚泽”，并且胡说清政府经过“外患刺激”已经觉悟了，确有决心实行立宪以求变法图强。他们玫击革命派说：在这样情况下，还要反对清政府，这就是不爱国，就会引起一系列严重后果。 在论战中，革命派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从各方面深刻地揭露了清政府投降外国侵略者和暴虐残害人民的滔天罪行，并且充分揭露了清政府玩弄很立宪以图苟延残喘的卑劣阴谋。革命派向全国人民宣告：清政府是导致近代中国深重灾难的根源，人民要想求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就必须推翻这个罪大恶极而双腐朽透顶的反动政府。他们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所谓“反清就是不爱国”的谬论，一针见血地反问保皇党徒们，你们总是强调爱国，但到底是爱“大清帝国”呢？还是爱人民的中国？你们总是说不该反对“政府”，可是这个政府已经彻头彻尾成为帝国主义的奴仆，难道连 29 ==========第35页========== “祥人的朝廷”也不应该反对吗？ 保皇派未尝不知道，公开保清政府是不得人心的，所以便在“革命排满”的口号上大作文章，胡说什么“排满”就是要把满族人杀光，妄图借此分裂满汉人民，并且引起人们对革命的恐惧。 革命派对这种无耻污蔑不断给以有力驳斥。早在 一九○三年，持排满论最为激烈的光复会的领导人蔡元培发表《释仇满》一文，已经明确指出：“满人”这个名词不过是代表享有政治特权的记号。这些政治特权包括世袭君主、驻防各省和不劳而食等等，“排满”就是反对这些政治特权。他清清楚楚地说明了排满的实质：“故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界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也。” 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全面展开以后，孙中山进 一步驳斥了这种谬论。他说：“惟是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根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侯，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的道理。”并且旗帜鲜明地指出：民族革命的目的就是反对清朝皇室“仍然把持政权”，就是“定要扑灭他的政府”。而且，政治革命的“根本”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30 ==========第36页========== 就连排满色彩最为浓厚的章太炎，也毫不含糊地说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指劳动人民），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荆刃其腹哉？…故所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革命派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排满”口号的出现，是清政府一贯推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结果，其核心就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清皇室把持的政权。因此，从主流来说，它是符合民族民主革命需要的。 旧中国国内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产物，各族被压迫人民与清贵族集团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阶级矛盾。“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反满斗争，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和不同的政治性质。二十世纪初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反满斗争被赋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内容。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杜1964年版，第1402页)就是对于这一斗争的阶级内容和民族民主革命性质的最好概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清还是保清？成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分 31 ==========第37页========== 水岭。要求民族独立，要求社会进步，必然要反对清王朝。反之，保清就是保皇，就是守旧倒退，说到底，就是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因此，革命派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而保皇派掩盖和歪曲“种族革命”的阶级内容，蓄意挑动满汉人民之间的冲突，说明他们不过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走狗。 保皇派还胡说什么革命派专门搞“种族革命”，只有他们自己才真正是搞“政治革命”。 保皇派的“政治革命”，就是在不触动清王朝（即反对“种族革命”)的前提下实行“开明专制”。他们进行“政治革命”的方法是所谓向清政府“劝告”和“要求”，讲明白一些，就是向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叩头上书和联名请愿之类的“跪着造反”。显然，保皇派是用改良主义的陈方冒充“政治革命”的新药。 革命派彻底揭露了这种“政治革命”的骗局。保皇派大言不惭地宣称：“政治革偷者，革专制面为立宪之谓也。” 革命派质问：你们用什么办法“革专制而为立宪呢”？ 保皇派回答：“欲为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指上书、请愿)而勿以暴动。” 革命派又问：如果清政府不答应你们的“要求”，怎 82 ==========第38页========== 么办？ 保皇派一本正经地回答：如果“要求”达不到，就对清政府“加以相当之惩罚”。 革命派嘲笑说：你们怎么“惩罚”呢？暗杀吗？你们不大同意。兴革命军吗？你们从来都攻击这种暴烈行动。不纳税吗？也得有实力作为后盾，否则就会徒然成为封建王法的牺性品。 保皇派理屈词穷，只得自我解嘲说：“吾惟悬一政治之鹄鸽（指目的）焉，得此则止，不得勿休。”所谓“勿休”，就是人们继续忍受清政府的残暴统治，永无止境地“要求”下去。这哪里谈得上是什么政冶主张，不过是保皇小丑们的插科打诨罢了。 革命派怒斥这伙政治骗子说：政治变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周秦以后，历史上很难找到帝王权奸自愿交出政治权力的先例。你们高谈什么“惩罚”，而“所谓惩罚，舍革命外尚有何术？”你们这些“奴性已无可救药”的软骨头，趁早把“政治革命”的口号收起，还是老老实实唱“保皇主义”老调去吧。 保皇派何尝不知道，君主立宪制早已失去了吸引力，但为了维护清王朝和反对革命，他们硬说君主立宪是民主共和的必经阶梯。因为中国人的“民智不逮”，实行民主必将引起混乱，所以现在只能实行君主立宪。 33 ==========第39页========== 革命派坚决驳斥了这种无耻澜言。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学说作为依据，认为“民权”的兴起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中国人民只有也必将在革命斗争和民主政治的实践中学会行使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力。即令是立宪，也得经过流血斗争，战胜封建统治者，才能赢得人民的政治权利，否则所谓“宪法”就不过是一纸空文。革命派明确指出：所谓“民智不逮”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封建主义“君权天授”思想的翻版，就是把皇帝看作老天爷的儿子和老百姓的“父母”，而皇帝统治人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保皇派贴上“立宪”商标的“开明专制”论，不过是重复了“以天子牧下民”的陈词滥调罢了。 革命派不仪打中了保皇派的要害，而且表现出富有朝气的进取精神。孙中山充满信心地指出：从“历史进化之公理”来看，世界各国“由旧而新”，由君主专制进入民主共和是必然趋势。他嘲笑那种“不可躓等而为共和”的谬论说：事物总是后来居上，而且更应该迎头赶上。譬如说，火车头已经有了很大改进，难道现在修建铁路不应该用新式机车，反而必须用那种原始的“粗恶”机车吗？孙中山满怀豪情壮志激励革命人民说，中国古代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化，到近代虽然落后了，但甲午中日战后社会思想变化已“有异常之速度”。中国 34 ==========第40页========== 人民一定会很快觉醒，将来不仅能够“突驾日本”，而且必定能够赶上和超过欧美。生活在中国这样的“绝好山河”之中，只要大家“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就一定可以“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革命者这样奋发图强的民族自信心是难能可贵的。 要不要改变封建主义土地制度？这是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的另一个问题。 保皇派代表与封建主义关系极为密切的大资本家，所以对于革命派“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等政治主张非常仇惧。他们认为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鼓吹“社会革命”，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就会危及“国本”，“煽动乞丐流氓”起来“茶毒四方”，那就太可怕了。 革命派代表与封建主义关系较少而所受摧残较多的中小资本家，比较迫切地要求突破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争取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一条此较宽阔的道路。他们所说的“社会革命”，指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他们认为，“社会革命”的出现，不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起因于“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组织”的最大毛病，就是土地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指封建垄断），因此使“全国因 35 ==========第41页========== 穷，而资本富厚悉归于地”。如果实行“土地国有”，就可以使“地主强权将绝迹于支邪大陆”，而社会经济发展则将受到“莫大之良果”。革命派还进一步指出，离开“政治革命”就谈不上“社会革命”，因为实行“社会革命”必须依靠政治权力，而人民只有通过“政治革命”才能夺取政权。 保皇派忧心忡仲地反对说。提出“平均地权”一定会引起贫民造反，最终形成“贫民当政”，后患无穷。革命派中的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朱执信等坚决驳斥了这种反动谬论，指出：这是“不通之言”！在革命胜利后成立的国会中，贫民为什么没有资格当议员？难道贫民 一当上议员，天下就会大乱吗？同样是一双眼晴两只脚，同样耳朵能听、眼睛能看，仅仅因为没有钱就不能当议员，天下哪有这种歪理？如果这种说法站得住脚，邪么封建社会卖国鬻爵，让豪富当政，就可以算是最“优良”的政治了。朱执信等基至进一步指出：今后革命光靠会党是不行的，必须发挥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贫苦“细民”的作用。当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决不可能真正依靠和发动广大工农群众，这里只不过表现出他们在革命初期向劳动人民寻求援助的进步倾向。 保皇派还荒谬地叫嚷：提出“平均地权”，会把“富 36 ==========第42页========== 族”吓跑。 革命派理直气壮地回答：革命一起来，有权有势的“富族”必然要“畏避”，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至于一般的“富族”，他们历来是动摇的。清政府势力大，他们自然顺从清政府多如果革命军打了胜仗，他们父会向革命军靠拢。总之，干革命，主要不能指望他们。 保皇派卑鄙无耻地造谣：笑行民生主义，要把四方方人杀掉一半。 革命派驳斥说：这是信口雠黄。我们根本未曾主张把富民的财产夺来分给贫民。“平均地权”的基本方法是“核定地价”，就是把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布上涨的那一部分地价收归国家。这样，既可以杜绝“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父有益于国计民生，岂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平均地权”纲领虽然是空洞的诺言，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劳动人民还是具有吸引力的。有些地区的会党甚至立刻对这个纲领作出更为急进的解释，表现出劳苦群众迫切要求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强烈愿望。保皇派对“平均地权”的种种攻击，只能说明自己是陈旧的生产关系的维护者，是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派。 以上三方面的争论，归总起来就是…个根本间题： 37 ==========第43页========== 究竞要不要起来革命？ 保皇派惶惶不安地说：千万不能革命，因为革命将会引起下层群众彻底反抗，打乱整个社会秩序，以致必然激怒帝国主义，招来瓜分亡国的惨祸。康有为把这层意思说得最清楚：“然苟无吾党发言立旨，独遏横流(指反对革命思潮的传播)，则理深难识，人愚易惑，举国皆言革命，则至今内乱起，外强入寇，中国父亡之久矣。”在这些软骨头的心目中，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开罪不得的，中国人民只能顺从地忍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的暴虐统治，顶多是悬求反动统治者大发善心，如果能恩赐一部“开明”的宪法，那就是莫大的收获了。 保皇派甚至把“唯武器论”搬出来吓唬人民，胡说什么“后膛枪出，而欧洲无革命”。在他们看起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手里已经拿着新式武器，革命便是白白送死。 革命派代表当时正处于向上发展阶段的中小资产阶级，因此还具有相当的斗争勇气。他们嘲笑保皇派是怕死鬼，一针见血地揭露说：“附和立宪者，岂有他哉？亦日言革命至危，而言立宪安耳。言革命则将尽捐其好名慕势竞利之心，而所恃之术动于险会。，言立宪则名与势利从欲而至。伪政府待群媚儿（指保皇派），又岂肯稍加戮辱哉！”把“群媚儿”这顶帽子戴在保皇派 38 ==========第44页========== 头上，真是恰到好处。 孙中山还针对保皇派的崇洋媚外心理，痛加驳斥说：难道只有“畏缩”才能免于被帝国主义瓜分吗？“不知我愈畏缩，则彼愈窥伺，我能发奋，则彼反敬畏，岂有逢人之怒之理哉？”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它决不会“敬畏”被压迫民族。但是，对于被压迫民族来说，“畏缩”就意味着死亡，只有“发奋”抵抗才是唯 一的出路，孙中山强调这一点则是正确的。同时，孙中山还把反对外来侵略与反清联系起来，明确指出：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正是由于清政府“日日媚外人”，甘心充当外国侵略者的鹰犬。因此，要想免于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革命派和保皇派截然相反，断言人民起来革命决不会引起瓜分之祸，反而是制止瓜分的唯一有效途径。太平军的“云集雾涌”，义和团的“视死如归”，农民阶级的英勇搏芈使革命派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因此，他们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对祖国前途曾抱有信心：“就民情而论，无可分割之理也。”同时，革命派还从亚非拉各地民族解放运动中吸取了精神力量。他们相信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反抗精神决不低于其他国家的人民，只要四万万人奋起战斗，决不是帝国主义列强所能轻易征服的。保皇派声嘶力竭地叫喊“瓜分 39 ==========第45页========== 危险”，但革命派当时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告：“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千涉（指帝国主义破坏革命）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也。” 革命派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二十世纪初，“这个阶级不是在蓑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列宁，《中国 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1972年版，第424页)，因而他们对自己阶级的前途持有比较东观的看法。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矛盾日益谦化，正在酝酿着彼此间的大规模战争，暂时没有可能对中国革命进行全面武装镇压，这也使革命派在发言中增加了强硬的普调。因此，当时他们还自信能够掌握局势，以比较生气勃勃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且在政治思想领域向旧制度的维护者进行口诛笔伐。 经过这场大论战，革命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保皇城实行公开和全面的绝裂。他们坚决地驳斥了保皇派散布的各种谬论，捍卫并且发展了革命民主纲领，更为鲜明地举起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旗帜，从而有效地清除了君主立宪主义的反动影响，加速了革命思潮的传播，推动了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40 ==========第46页========== 三、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的斗争 在革命与保皇的大论战中，还伴随着一场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两种社会思潮之间的激烈斗争，这是延续两干多年的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的深远影响。 清朝统治者象历代反动派一样，始终把孔学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鸦片。程朱理学被推崇为孔学的“正统”。反动理学家朱熹的亡灵，被请进孔庙享用“冷猪头”（指祭品）。经过朱熹注释的儒家经典，被钦定为必读课本，而且还是科举考试命题答卷的唯一依据。菌重的思想牢笼，层层的封建伦常，把人们束缚得透不过气来。 有精神奴役，就必然产生对精神奴役的反抗。奴役愈深，反抗愈烈。 十九世纪中叶，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首先向孔学英勇挑战。以洪秀全为杰出代表的农民英雄们，一方面对外国侵略者种封建统治者进行“武器的批判”，一方面高举“批判的武器”，对中外反动派极力提倡的孔 41 ==========第47页========== 孟之道发动空前猛烈的攻击。而曾国藩一伙理学家，却在“扶持名教”的黑旗下组织反革命地主武装，一方面大搞“克己复礼”，一方面宣扬崇洋媚外，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一道血腥镇压了全国范围的农民革命。 在农民革命的推动下，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十九世纪未年，以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曾经对孔学作过某些批评，对古代的法家给以肯定的评价，为戊戌变法制造进步舆论。但是，他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非常软弱，虽然用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但却为自己的理论戴上“托古改制”的儒冠。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由于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改良派的“革命恐惧症”恶性发作影他们不仪迅速丧失了仪有的一点进步性，而且还一头钻进了反动的尊孔营垒。到二十世纪初年，他们不仅是清政府假立宪的应声虫，而且还极力把尊儒反法思潮作为反对革命的灭火器。 在革命潮流的不断冲击下，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更是把孔学当作救命稻草。一九○六年，清政府一方面宣布虚伪的“预备立宪”，一方面明文规定以“忠君、尊孔”为教育宗旨，并且还把祭孔的礼仪规格从“中祀”升为“大配”，与祭天同等待遇。 一九○七年秋天，清朝《政府官报》上发表的一件42 ==========第48页========== 奏折，颇为形象地说明了尊孔与假立宪之间的关系：“是预备立宪之初，必当以礼教为根本，以宪法为条干。譬如种树，根本固则条干自茂，理势固然。”在孔学古老的毒根上，能够生长出什么样的宪法条干？这个反动官员不打自招地道出了假立宪新瓶装旧酒的秘密。就在这一年，尊孔逆流遍及全国。有的反动官员甚至主张模仿基督教，每逢礼拜天把人们聚集到孔庙“行谒圣礼，作颂圣歌”，并且宣讲四书、六经中“忠君爱国”的道理。为什么要对二千多年前的死人如此崇拜？答案是：“尊孔即所以尊国”。 在这股尊孔逆流中，康有为表演得最为淋漓尽致，他所创立的保皇会也可以说就是孔教会。在一九○一年和一九○二年，他捧出儒家经典写了《中庸注》、《论语注》，宣扬孔孟之道的“天命论”，借以抵制革命思潮。他胡说人生的祸福、寿天等等，“皆听造物，虽至仁圣，难与命争”。要人们“听天由命”，不得造反。 他还以“天命论”为依据，继续贩卖所谓“三世说”，认为中国正处于由“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阶段，因此只能依“天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逆“天命”强行民主共和。所谓“三世说”，在戊戌变法时期曾被资产阶级解释为历史进化论，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用以向封建统治者争取政治权利，因此当 43 ==========第49页========== 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可是它现在被用来协助清王朝反对革命派，反对正在到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这样就转化成为反动的东西了。 革命派与保皇派大论战正式展开以后，康有为更加狂热地鼓吹孔教。一九○六年，他在《新民丛报》发表《法国革命史论》一文，把十八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描绘成杀人遍野，血流成河，极端恐怖。他把人民革命力量污蔑为“暴人乱民”，并且恶毒咒骂革命必将毁灭自身、家庭、国家(“举身家国而同毙”)。同时，他却把孔教吹嘘得十全十美，举世无双。他自称经过八年周游列国，此来比去，还是“孔子之教，文明皆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所以应该高呼“孔子万岁”。第二年夏天，康有为的门徒陈焕章秉承他的意旨，在美国发起以“昌明孔教”为宗旨的“昌教会”，还打算编一本译成英文的《孔教约编》，加强在国外华侨中的宣传。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另一个头面人物严复，在革命高潮冲击下也暴落出守旧倒退的保皇派真面目。他在 一九○六年初发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一文，胡说什么“画虎不成反类狗”，新东西学不好还不如“一切守其旧者”。而旧东西中间，最高明的就是孔孟之道宣扬的伦常这个十年前还写过《辟韩》，批判过君权受之于 44 ==========第50页========== 天谬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现在却堕落到地主买办阶级的立场上，与封建顽固派一起为封建的三纲五常唱赞歌：“以为行己与人之大法，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事君必不可以不忠。…而为子者必不可以不孝，”这样陈腐透顶的语言，莞然出于风行一时的《天演论》译述者之口，真是历史对于改良派的极大嘲弄。 梁启超不仪在保皇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狡猾，在尊孔问题上也比康有为、严复隐晦得多。他草已确定了绌荀尊孟”、尊儒反法的宗旨。但是，他眼见孔学由于太平天国革命和以后新思潮的冲击，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起来，如果继续公开主张把孔学作为宗教来崇拜，必将引起更多人的厌恶。因此，他于一九○二年在《新民丛报》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表面上不赞同“保教”口号，否认孔学是宗教，并且大谈什么“信教自由”，但实际上却力图把孔学吹嘘为高于一纫宗教。他认为：孔学专讲“人之何以为人也，人群之何以为群也，国家之何以为国也”，是无需人们来保的“绝对真理”。其他宗教“惟以仪式为重”，所以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归于衰亡，只有“孔教者，悬日月，塞天地，而方古不可灭者也”。事实证明，这个自我标榜“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的梁启超，丝毫也没有为追求真理而离开 45 ==========第51页========== 过孔老二，只不过是千方百计替孔老二梳妆打扮，把这个两千多年前的顽固分子美化成为“摩登圣人”罢了。梁启超之流还有一个迷惑人的花招，就是借介绍法家人物为名，行歪曲污蔑法家人物之实，并且暗中极力宣扬孔孟之道。他们施展的是法表儒里的伎俩。 一九○三年麦孟华在《新民丛报》发表《商君传》， 一九○九年梁启超发表《管子传》。他们掩盖了当年法家提倡变法革新、反对复古倒退的阶级实质，却笼统地宣扬抽象的所谓“法治精神”。什么是“法治精神”？梁启超把它概括为：“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奋迅振厉，严肃而整齐之。”并且强调，这种“法治精神”无论对于专制国还是立宪国都完全适用。可见，他们把法家思想从特定历史范围的阶级斗争总体中抽取出来，使之变成 一些空洞的概念，然后再给这些概念塞进自己所需要的反动政治内容。说芽了，就是借着古代法家的名字来鼓吹君主立宪主义。 梁启超之流反反复复引用管子的话。什么“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表面好象是推崇古代的“法治”，实际上却是敦促清政府赶紧炮制出一部骗人的“宪法”。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其中包含着对被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从这个意义来说，并不是什么 46 ==========第52页========== “仁慈”的东西。他们却掩盖宪法和法律的阶级性质，吹嘘说：清政府最大的爱民就是“立法”，它可以给人民带来平静美满的生活。因此，立法对于人民来说，无论“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都是反动统治者“正以行其爱也”。你看，只要“立法”，地主买办阶级的镇压和剥削都变成了“爱”，“立法”的作用可谓大矣哉。这哪里是在介绍法家，不过是一小撮保皇党人用儒家的“仁义”虚伪说教，为清朝政府的假立宪鸣锣开道罢了。 梁启超之流弹意歪曲法家的形象。他们极力掩盖儒法之间的深刻对立，把儒法之争尽量说成是“门户之见”，好象两者之间仅仅存在着“学力”、“事业”方面高低大小的差别。他们特别强调孔老二曾经说过管仲“如其仁，如其仁”，仿佛儒法两家本来相得无间。他们在古代法家人物中间有意抬高管仲而貶低商鞅，目的也是混淆儒法界线。因为商鞅的法家旗帜更为鲜明，而且公开斥责过儒家提倡的“礼乐”、“诗书”、“孝悌”、“仁义”等等是“六虱”，没有办法把他和儒家调和起来。梁启超一伙从尊孔反法的反动政治立场出发，以儒家的伦理观作为评判人物的标准，武断地说：“商君去六虱，而管子谨四维（指礼、义、廉、耻），以此知管子贤于商君远矣。”麦孟华更恶毒攻击商鞅“专特功利主义而 47 ==========第53页========== 偏缺道德教育”。显然，他们是把管子歪曲为“尊法治而不废礼治”的儒家同路人来“称赞”，而把商鞅当作法家的主要代表来攻击。对于坚决执行法家路线和镇压反动儒生的秦始皇，梁启超等更是刻骨仇恨，咒骂“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土，而思想一蜜”。 狐狸总是要露出尾巴的，梁启超一伙尊儒反法的根本观点终究是隐瞒不住的。 二十世纪初年，染启超等人于尊孔的同时也假惺惺地“介绍”法家，这决不是偶然的。由于革命潮流的不断冲击，不仪孔孟之道依存的经济基础日渐瓦解，而且维护孔孟之道的封建王朝也濒于崩溃，孔学的欺骗性比过去大为削弱。因而，他们便宋取卑劣的手法，阉割古代法家思想的进步精髓，把法家思想歪曲成为单纯是提倡服从皇帝的愚民术。 他们胡说管仲的政治主张不仪与马基雅维里、霍布斯①“若合符契”，而且比这两个人还高明得多。他们蓄意歪曲世界历史，硬说欧洲各国在十八世纪以后 ①马基雅维里（一四六九一一五二七），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意大利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著有《君主论》等书，认为君主应该比狮子还凶狂，比氯狸还狡猾，这样才可以统一国家。 霍布斯（一五八八一一六七九），十七世纪英国大资产阶级思想家，著有《论公民》等书，在国家起源问题上虽持“社会契约说”，但却认为君主专捌是最好的政体，臣民是受国家无限权力统治的奴隶。 48 ==========第54页========== 所以能够迅速走向富强，并非由于孟德斯鸠、卢梭等提倡的资产阶级民权学说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度，而是由于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宣扬的“命令主义”产生了神奇的效果。梁启超之流抬出已经被歪曲了的管仲形象的月的很清楚，就是妄图用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来取代孟德斯鸠、卢梭，极力否定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推崇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思想先驱。他们把马、霍思想中的反动成分集中起来，概括为“命令主义”、“干涉主义”，并且生拉硬扯地把管仲、商鞅等人的法家思想歪曲为仅仅是“命令主义”、“干涉主义”，其目的就是宣扬“开明专制”和反对民主革命。 不管是公开提倡尊儒反法，还是搞什么法表儒里或明法暗儒，都是与虚伪立宪政治逆流相伴随的思想逆流。正如毛主席曾指出的：“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莉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1964年版，第655页)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与这类反动文化的斗争是生死斗争。不 49 ==========第55页========== 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革命派如果不在思想战线击退这股尊儒反法逆流，便没有可能戳破假立宪政冶骗局，促使革命以更快的步伐前进。 和历来的进步力量一样，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前夜，对孔孟之道和孔老二的传统权威进行了必要的批判。 孙中山早在一八九七年即已揭露：“土人束发受书后，所诵习者，不外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因此养成“盲从之性”，“不敢违反”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这就开始把反孔与资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义和团运动以后，孙中山在与保皇派的论战中加强了对儒学的批判。他指出，“今日国际，唯有势力强权，不讲道德仁义”，谴责了保皇派利用孔孟之道“向外人乞怜”的卖国主义。 在这场反孔斗争中，章太炎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 一九○二年，他重新修订出版《信书》，以此较明确的尊法反儒观点批判了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 《棺书》的《订孔》篇从一开头就借用日本学者的话，指责孔老二是中国的“祸本”、“守旧”的根源。中国经历两千四百年“而无进取者，昝在于孔氏。”这就是说，要革新，要进步，就得反孔。 章太炎不仪把反孔与反清联系起来，而且还在一 50 ==========第56页========== 定程度上把反对孔孟之道与反对外来侵略联系起来。孔孟之道就是卖国之道。尊孔派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之流就是卖国贼，他们正是用“柔远之仁”、“忠信笃敬”之类儒家信条，为清朝政府投降主义路线作辩护。《疽书》指出，从政冶思想领域来说，可怕的倒不是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而是它极力利用孔孟之道麻醉中国人民。帝国主义一方面收买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作为殖民工具，一方面自己也搬弄儒家经典，说是掌握了孔老二留下的什么“秘方”(“吾有仲尼之遗计籍焉”)。如果对于这一点没有足够警惕，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 《痘书》不仪从政治上揭露儒家的反动，而且还从学术上鄙薄孔老二的盗窃“虚誉”。《论语》不过是孔老 二反动言论的大杂烩，很多地方“多自触击”，前言不对后语。“孔学名高实秕糠”。孔老二本来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不过象后世王阳明、曾国藩一样，由于残酷镇压人民，捞到过高官厚碌，所以死后才被反动统治者捧得那么高。 《痘书》对儒家的对立面法家给以热情赞扬。作者嘲笑那些“闻管仲、申（不害）、商（鞅）之术则震栗色变”的儒者，并且驳斥那种认为法家单纯以酷刑“抑民恣君”的谬论。他认为，不能把“法”与“刑”等同起来， 51 ==========第57页========== “法”是讲政治制度和方针政策的，而“刑”则不过是维护“法”的一种手段。“此以刑维其法，而非以刑为法之本。”那些攻击法家的人蓄意把本未倒置，歪曲了法家真正可贵的革新进取精神。章太炎明确指出，法家是抱负很高的政治家，决非眼光短狭的刑名师爷。这就把对法家的历史评价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章太炎非常推崇法家的前驱者管仲和荀卿。他嘲笑那些孔孟之徒：你们听见“管仲申商”的名字就“谈虎色变”，可是你们顶礼膜拜的国侨（即子产）、诸葛亮“司牧万民”之术，却是从管仲等人那里学来的。他赞扬管仲施政，法清刑简，成就卓著。并且指出荀况“学过孔子”，比孔老二高明得多。《荀子·正名》讲的就是逻辑学，造诣很深，可以与亚里土多德①比美。尊荀就是尊法。十多年以后，章太炎回忆说：自己早年探索救国的道理，“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意思就是说，要想救中国，必须学习和发扬法家革新进取的精神。 《痘书》以革命的反潮流精神为法家杰出代表商鞅洗刷了两千年来蒙受的“谗讲”，把那些攻击商鞅只知严刑竣法、“抑民恣君”等谬论统统斥之为“淫说”。作者 ①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一前322年），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是形式逻辑的奠基人。 52 ==========第58页========== 指出，有些人把法家当作刀笔吏来咒骂，把商鞅描绘成“终日持鼎镬以宰割其民”的刽子手，这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商鞅与只晓得严刑“以媚人主”的刀笔吏有原则区别。他是一个“知有大法”，能够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的伟大政治家。他为了推行“法治”，维护新颁法令的权威，不帕皇室亲贵，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向犯了法的皇太子问罪，并且判公子虔以重刑。这样的精神境界，与后世那些“专乞哀于人主”的刀笔吏们相比较，法家犹如巍蛾的“大岩”，而后者不过是臭水沟。 章太炎认为，对于商鞅推行“法治”过程中使用的暴力(“酷烈”)，也应该重新评价。商鞅…天杀七百人，连渭水都染红了，可说是相当“酷烈”。但这种“酷烈”维护了进步的“法治”，保障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杀七百人是为了使更多的人免于被杀，又有什么不好呢。有些人只看到商鞅“初政之酷烈”，而不着重考察“其后之成效”，看不到“行法十年，秦民大悦”，这是极端错误的。章太炎不可能对暴力的性质和后果作正确的阶级分析，但是他接触到一个重要的道理：任何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凭借革命暴力以粉碎反革命暴力。 对于首先用法家路线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 53 ==========第59页========== 封建国家的秦始皇，《痘书》虽然缺少直接的论述，但是 章太炎在一九O一年写的《秦献记》等文稿，已经肯定 了秦始皇的杰出历史功绩。他用大量史实驳斥了历代反动派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种种污蔑，指出“不燔六艺（指儒家经书），不足以尊新王”，强调了镇压反动儒生、打击儒家思想的必要性，表现出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的勇气和信心。 《痘书》对于两千多年间儒法重要人物都有所论述，表面上好象是从学术源流角度探讨两家的异同，实际上却是从政治着眼评定法、儒的优劣。作者的政治倾向显然是站在法家一边的。他不仅敏锐地看出某些古人应该列为法家（如魏、蜀、吴的代表人物），而且还能竖看历史，从商鞅、荀况、韩非、李斯直到曹操、诸葛亮，把魏晋以前法家阵营的发展大体上理出一条线索。他比较明确地把法家当作儒家的对立面。譬如谈到曹操的“任法”，就指出作为反对派的孔融等人是“（孟）轲之徒”。他斥责儒家迂阔守旧，哗众取宠，赞扬法家“辨章功实”、“治法为章”。他一扫两千年尊儒反法偏见，指出“自汉季以至吴魏，而法家大行”，强调东汉以后法家也曾战胜过儒家，取得过统治地位。 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章太炎不可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更不可能从路线对 54 四 ==========第60页========== 立的高度认识儒法斗争。但是，早期的章太炎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对历代法家人物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再加上他对古代典籍作过认真的此较研究，所以能够提出一些前人所未曾说过的精辟见解。 一九○三年，章太炎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进一步批判了尊儒反法思潮。康有为死保清王朝，吹捧“其教化之义皆从周公、孔子”。章太炎坚决驳斥说：清王朝“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完全是“愚民之计”，是为了维护自已的反动统治。这样，就揭霹了尊孔的反动政治目的，把批判孔学与推翻清王朝的政治斗争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 同一年，年轻的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以威情充沛和气势磅礴的笔调讴歌了革命，蒲斥了孔学。他控诉清王朝用孔学统治知识界，把士人变成“奄奄无生气”的行尸走肉。搞“汉学”①的人只知道寻章摘句，笺注训川骷，充当“六经之奴婢”。搞“宋学”②的人成天抱着《五子近思录》，③高谈空洞无物的理学，一心想死后能 ①汉学又称朴学，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清朝统治阶级利用汉学钳制土人思想，形成了为考据而考据的脱离实际的学风。 ②宋学主要指宋代（也包括明清）的理学，是一一种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是宋代以后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 ③《五子近思录》指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的言论辑录（张载具有一定唯物论倾向，与其他四人有所区别）。 55 ==========第61页========== 钻进“圣庙”，在东西廊捞个席位，尝尝冷猪头的滋味。 邹容还写了一首乐府《奴才好》，歌词说： “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切莫胡乱闹。满洲入关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惯了，他的江山他的财，他要分人听他好。转瞬洋人来，依旧要奴才。…满奴做了做洋奴，奴性相传入脑胚。父诏兄勉说忠孝，此是忠孝他莫为，什么流血与革命，什么自由与均财，狂悖都能害性命，倔强那肯就范围，我辈奴仆当戒之，福泽所关慎所归。…” 这首乐府怀着悲愤的心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孔学在政治上的反动性，痛斥孔孟之道就是奴才之道，它不仪维护了封建主义的统治，而且维护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歌词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尊孔与崇洋之间的关系，并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激发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意识。 一九○五年以后，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全面论战，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的斗争也更趋激烈。 图穷匕见。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迫使尊孔派抛开各种伪装，不得不公开承认吹捧孔学的政治目的就是扑灭革命。一九○七年，张之洞特地在武昌设立“存古学堂”，并且向皇帝上《保存国粹疏》，惊呼：“正学（即孔 56 ==========第62页========== 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因此极力主张“存国粹”以“息乱源”。清政府赶紧宋纳这个建议，各省反动官员都把“存古学堂”当作黑样板，纷纷效仿设立类似的尊孔复古学堂，加紧用孔孟之道来阻挡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 革命派在全力批判君主立宪主义反动政治路线的过程中，也逐步加强了对尊儒反法思潮的批判。 一九○大年夏天，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日本。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揭露孔老二专门替反动统治者培养奴才，“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脉的思想。”并且明确指出：“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膨的心，就象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把两千年来被反动统治阶级吹捧为“圣道”、“正学”的孔教比作“微虫霉菌”，这确实是向旧的上层建筑的大胆挑战。同年，章太炎还发表了《诸子学略说》，进步揭露了孔老二阴狠狡诈的反动政治面目；并且指出孔孟大讲“中庸之道”是搞折衷调和，“止于函胡（同含糊）之地”，“淆乱人之思想。”他很赞赏柳下跖的反孔战斗精神，列举许多生动事实截穿孔老二这个“巧伪人”的假面具，从而有力地把反孔斗争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57 ==========第63页========== 革命派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孔孟之道所宣扬的君权思想。 早在一九○三年，邹容的《革命军》已经猛烈地抔击了“忠君”思想。他尖锐地指出：“数千年来，名公巨卿，老师大儒，所以垂教万世之二大义：日忠，日孝。更释之日：忠于君，孝于亲。吾不解忠君之谓何？吾见夫法、美等国之无君可忠也，而斯民遂不得等伦于人类耶？吾见夫法、美等国之无君可忠，而其国人民尽瘁国事之义务，殆一日不可缺焉。”这就是说，皇帝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人民一且摆脱了皇帝，将会把国家建设得更好一些。所以，要革命就得“拔去奴隶之根性”，坚决反对“忠君”思想。一九○五年，孙中山更把对封建君权的批判写进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他高举革命民主派的鲜明旗帜，把批判君权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目标结合起来。同盟会纲领明确规定：“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一九○六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干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进一步批判了君主专制主义。他指出：“中国数于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凡革命的人，知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两千多年来，孔孟之道总是教训人们：君权 58 ==========第64页========== 神圣不可侵犯，如果谁敢“犯上作乱”，就要处以极刑。可是孙中山却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打破这种传统的反动观念，提出一条针锋相对的原则：谁要当皇帝，就打倒谁。孙中山用毕生的精力实践了这个政治原则，并且使它在革命人民中间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些年，为了适应不断举行武装起义的需要，各地报刊都纷纷加强火力猛攻“忠君”思想，使批判孔孟之道的斗争形成一定的声势。 在革命刊物《复报》上发表的《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一文，以尖锐拨辣的笔锋刻划了孔孟之徒们“忠君”的丑恶嘴脸。指出：“还有一般腐儒，来拍皇帝的马屁，立出种种荒谬绝伦的邪说。说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说什么‘君使臣死，不得不死”。任他把你浑身剁做肉酱，不敢喊一声冤，叫 一声捕；任他把你妻女来抢夺，还要三跪九叩首的谢恩。咳！弄到这样世界，还能够讲人道么！”另外还有 一篇《中国尊君之谬想》，更进一步揭露了崇儒与尊君之间的内在联系：“君主无圣人，则其压制臣民较难，惟有圣人而君主乃得操纵自如，以济其奸。…由是言之，圣人与君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岂一人之俗哉。”作者把道理讲得多么清楚：圣人是皇帝的帮凶，是皇帝欧捧起来的，有了圣人，皇帝才可以为所欲为。尊孔就 59 ==========第65页========== 是精神上的“暗杀手段”，要把人们反抗和革新的精神“消磨殆尽”。总之，应该把崇儒与忠君看成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毛病不是出在那一个人的身上。 革命派还把忠君与复古反动思想放在一起批判。革命刊物《童子世界》发表一篇题为《法古》的文章，继承了法家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进步传统，蒲斥复古派所谓“世风不古，人心日下”的谬论。作者满怀信心地指出：“世界是一天天的进到文明，所以人的知识，只有一代高过一代，一年高过一年，断没有一代低过一代，一年低过一年”。并且深刻揭露孔老二就是“法古”的老祖宗，崇拜“先王”的吹鼓手。“‘至圣'两个字，不过是历代的独夫民贼加给他的徽号。那些民贼为什么这样尊敬孔子呢？因为孔子专门教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很有益于君的。所以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叫百姓都尊敬他，称他做‘至圣’，使百姓不敢一点儿不尊敬他，又立了诽谤圣人的刑法，使百姓不敢说他不好。那百姓到了日久，自然变做习惯，都入了邦些独夫民贼的圈套，一个个都拿‘忠君’当自己的义务，拿‘法古”当最大的事体。”作者反对奴隶主义，提倡独立思考，认为决不能因为孔老二已被反动统治者捧为“至圣”便跟着轻信盲从，“不要被那种放屁的话惑住”。作者的意思很清楚：君主制本来是陈旧不堪的破 60 ==========第66页========== 烂货，是国家民族进步的绊脚石，可是“法古”派却把它当作不可触犯的神物。因此，要想打倒清朝皇帝，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就必须迎头痛击孔孟之徒们宣扬的复古思潮。 革命派为了打破“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还着重批判了孔孟之道的“天命论”。 他们继承了荀况、刘禹锡、柳宗元等法家人物的唯物论思想路线，并且用星云说、进化论等近代科学知识解释自然现象。他们指出：作为神和有意志的天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通常所说的天实际是渺茫无垠的宇宙空间以及恒星、行星等各种天体。其所以使人有“苍苍”的威觉，不过是由于地球被大气层包围着。“在地日气，瞻仰则天”，人们望上看到的不过是空气罢了。各种天体和包围着地球的大气层，本身都是没有生命和意识活动的物质，怎么谈得上有喜怒无常并且决定人们命运的神圣意志呢？这样，就从根本上驳斥了“天命论”的理论基础。 革命派还把古代法家的“人定胜天”思想发展成为“人定代天”的战斗誓言。章太炎根据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提出“疆（强）力以与天地竞”这样一个生气勃勃的命题。说的是“天地”，实际上指的是神化了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号召人们不仅要敢 61 ==========第67页========== 于与自然界的老天爷斗，而且要敢于与人类社会的老天爷（皇帝）斗，因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求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 革命派进一步指出：天只代表自然界，它不能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从社会现象来看，人们都是“以己之权，行己之志，无所谓天者也。”所以，“听天由命”是毫无根据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人定代天”。既然是“人定代天”，就不能说只有“天子”一个人才能“代天”，而是整个人类都能“代天”。可见，所谓君权“受之于天”，不过是愚民政策的“根据”，是“足以馁尽无量英雄之气”的麻醉剂，中国人民儿千年来已经吃够了它的苦头，再不能继续容忍它存在下去了。 革命派响亮地提出“革天”这个战斗口号。他们强调了在思想领域批判“天命论”的重要性，认为：“天革，而他革乃可言矣”。就是说，只有造了天老爷的反，解放了思想，才能谈得上造皇帝和一切反动势力的反。“革天”这个口号，既是向神权挑战，更是向君权挑战。所谓“以已之权，行己之志”，就是号召人们用资产阶级的“人权”，摧毁披着神权外衣的封建君权，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上参见《革天》，《国民日日报汇 编》第一号) 革命派还把批判的范围扩大到孔孟之道宣扬的旧 62 ==========第68页========== 礼教的许多方面。 清政府历来提倡程朱理学，以三纲五常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保皇派也把程朱理学讲的那套纲常名教，吹嘘为“与之同道则治而昌，与之背驰则乱而灭”的“公例”，其颠扑不破已经近乎“宇宙真理”。反动派就是用这些“公例”来束缚人民的手脚。革命派既然要起来战斗，就必须努力挣脱这种古老的精神枷锁。 章太炎曾经以清朝雍正皇帝的陈批谕旨作为例证，说明礼教杀人的反动本质。指出：这个反动头子“责备臣下，并不用法律上的说话，总说：‘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么？’只这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世人总说雍正待人最为酷虐，却不晓是理学助成的。”理学家所说的“天良”，就是与“人欲”相对立的“天理”，就是反映封建统治秩序的旧礼教。尊孔派把这种纲常名教讲得神乎其神，革命派却继承了古代法家的进步传统，并且以资产阶级民权学说为武器，把理学痛斥为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革命派还拆穿礼教本于“天理”的西祥镜，直截了当地指出，“仁义礼乐”不过是所谓圣人捏造的名词。“仁义”专讲“事亲、从兄”，为的是不让人民“犯上作乱”，而“礼乐”的用途则是“缚民身”、“和民气”，为的是杜绝人民的“自由之言”。革命派愤怒地指出：“异哉夫 63 ==========第69页========== 支那（中国），乃有所谓三纲以钳缚其臣民，钳缚其子弟，钳缚其妇女，何栽培奴性若此其深也！…顺民奴隶以为忠，割股埋儿以为孝，焚身殉葬以为节，日日言 三王五帝而淫虐愈甚，日日言治国平天下而糜烂愈甚。…鸣呼，孰知于世之后，竟积伪而成人与人相食之世如今者乎！”①这样淋漓尽致的揭露，激昂慷慨的控诉，有力地动员人民起来反抗孔孟之道维护的旧道德，打碎旧礼教的枷锁，投入滚滚的革命洪流。 妇女解放是整个社会解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革命思潮的迅速传播，唤醒了千百万妇女要求摆脱千年封建枷锁的觉悟。在许多革命的报刊和小册子中，如何解除妇女的奴隶地位，如何动员妇女投入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成为人们极为重视的课题。 辛亥革命前夜英勇牺牲的秋瑾，毅然冲破封建的礼教和家庭的牢门，与男子一同战斗，成为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妇女杰出代表。她在《中国女报》上发表《敬告姐妹们》一文，悲愤地抗议妇女所受的深重压迫：“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姐妹，为人一世，可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①《广解老篇》，《大陆》第九期。这篇文章的题目显然是源于《韩非子》的《解老》篇，表现出法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64 ==========第70页========== 总是男的占了主人的位子，女的处了奴隶的地位。为着要倚靠别人，自己没有一毫独立的性质。”夫权是封建压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对夫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秋瑾号召广大中国妇女站立起来，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而勇敢战斗。 把反对夫权与夺取政权结合起来，这是革命派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重要贡献。他们不仅从各方面揭露孔孟之道维护夫权的罪恶，而且鼓励妇女积极参加政治斗争。他们深刻地揭露：三从四德是“培养奴隶之教育”，缠足是“摧残奴隶之酷刑”，而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则是“防范奴隶之苛律”。他们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妇女不能不接受“奴隶之教育”，屈从“奴隶之酷刑”，“遵守奴隶之苛律”呢？答案很明确：“此无他，无权故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政治上丝毫没有权力，这就是广大妇女受苦受难的根源。革命派认为，妇女不应该等待别人来解放，必须自已起来斗争，和男子 一起挽救祖国的危亡，并且争取妇女的平等地位。他们热情洋溢地呼吁“凡我女子志愿所及，即我女子权力所及。当仁不让，夫何吝于先著鞭。”（以上参见《大魂篇》，《中国女报》第一期) 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65 ==========第71页========== 第一卷，1972年版，第4页)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愤怒的情威凝聚在笔尖，从多方面揭露了尊儒反法思潮的罪恶实质。这种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和动摇了孔孟之道维护的封建的宗法思想和制度，促使更多的人醒悟过来，识破保皇派的伪善面目，彻底与君主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决裂，迅速走上革命的道路。 “旧党满口忠孝圣贤，新党满口平权革命。”这是当年上海《苏报》上一篇文章对于这场论战所作的形象概括，说明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的斗争，就是新与旧的斗争，其实质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二 十世纪初年革命派与保皇派大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思想上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66 ==========第72页========== 四、“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革命派向保皇派进行论战，正是为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造成舆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新兴力量和进步潮流，所以在论战中斗志昂扬，据理力争。保皇派极力维护腐朽的清王朝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所以不管怎样花言巧语，终归百孔于疮，不能自圆其说。 论战全面展开以后，《新民丛报》很快就感到日子不大好过，因此于一九○六年七月发表一篇《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力图从被动挨打的局面中脱身。一九○ 七年初，梁启超通过徐应奎正式向《民报》社请求“调和”。徐应奎向革命派游说：过去与《民报》辩驳是出于“不得已”，现在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情祝已发生变化，希望双方“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 67 ==========第73页========== 保皇派“求和”纯粹是一个政治骗局。他们妄图掩盖矛盾，混淆界限，继续打着“进步”幌子为清王朝挽救危局。他们用甜言蜜语麻痹革命派，口头上讲“调和”，暗地里作“殊死战”。正是在向《民报》社“求和”的时侯，梁启超给康有为一封信，报告了保皇派的反革命部署：“而今日局面，革命党鸦张，蔓延殆遍全国。我今日必竭全力与之争，大举以谋进取，不然将无吾党立足之地。故拟在上海开设本部（指政闻社总部）后，即派员到各省州县演说开会，占得一县即有一县之势力，占得 一府即有一府之势力，不然者我先荆天棘地矣。” 在革命派内部，有些人对梁启超的阴谋诡计缺乏认识，也有些人本来就具有较大的妥协性。他们与保皇派拉拉扯扯，甚至答应“可以许其调和”。但是，孙中山看透了保皇派的伎俩，深知从保皇会到国民宪政会只不过是换块招牌，他们仍然是革命事业的仇敌。孙中山批评了“许其调和”的错误主张，断然拒绝了梁启超“停止驳论”的试探，继续推动论战深入开展，表现出可贵的革命原则精神。 正如孙中山以后所总结的那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族民主革命的潮流，冲决各种反动堤防，迅速弥漫于全中国。革命派愈战愈勇，保皇派全面崩溃，形成鲜明的对照。 68 ==========第74页========== 《民报》创列不过一年，已经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一九○六年十二月，革命派在东京锦辉馆举行“《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到会的有六、七千人，把会场挤得满满的，后来陆续到会的人只得站在外面。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阐述革命纲领的重要演说。其他革命党人也纷纷登台讲话，揭露清政府和保皇派的假立宪阴谋，表明革命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念。这些发言都博得热烈的鼓掌喝宋。会议从上午八时一直开到下午 二时，“会场中人人臧慨淋漓”，表现出蓬蓬勃勒的革命战斗气氯。 在革命派的猛烈抔击下，《新民丛报》的市场日益缩小。连有的保皇派分子也不能不承认：“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结，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譬立宪为卖国，而人土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与立宪。遂至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钳。”事实正是这样，惯于舞文弄墨的梁启超被人们骂作“文妖”，《新民丛报》被讥刺为“纯然监督国民”的“御用新闻”，保皇派的种种狡辩被痛斥为“政治吗啡”。简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一九○七年八月，《新民丛报》悄然停列，标志着保 69 ==========第75页========== 皇派在论战中的失败。 保皇派改头换面成立的政闻社，也是从一成立就遭到革命派的迎头痛击。一九○七年十月，政闻社在东京锦辉馆举行成立大会，动员社员分头回国搞假立宪，加紧破坏革命。结果却被革命派和倾向革命的中国留学生冲击得溃不成军，主持会议的梁启超跌跌爬爬地逃走，台下的政闻社员见势不妙，也赶紧摘下佩在身上的“赤带徽章”，纷纷作鸟兽散。政闻社的成立大会结果变成了批判保皇派和宣传反清革命的战场，这就说明保皇派从理论到实践已经是多么不得人心。这年冬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梁启超在横滨乡间写了一首诗：“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独无兄弟将谁慰，长负君亲只自怜。天远一身成老大，酒醒满目是山川。伤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这首诗充分流露出论战失败后的懊恼心情。保皇派捧出君主立宪主义的“区区”一撮土，妄想堵塞奔腾前进的革命巨川，其失败是必然的。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革命派在国内外其他各地都相继取得论战的胜利。 在旧金山，革命派的《大同报》乘胜追击，继续对保皇派的《文兴报》进行有力的揭霹和批判。 在檀香山，革命派的《民生日报》、《自由新报》，相 70 三 ==========第76页========== 继对保皇派的《新中国报》发动猛烈攻击。 在加拿大的温哥华，这个保皇会的首创之地，革命派的《华英日报》除正面阐发革命宗旨外，还专门搜集“康、梁奸恶”，加以揭发批判，以致“保皇党之登报退会者相继不绝”。 在新加坡，革命派的《中兴日报》对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的论战，在孙中山亲自领导下取得辉煌战果。 一个当事人以后曾经回忆当时论战的情景：“笔枪墨炮，此来彼往，杀声四起，把南洋昏聩的同胞，从梦中惊醒起来。不论反对革命的或赞成革命的，多欲要争读《中兴日报》。后来东京《民报》诸记者又联鄘到新加坡，一齐加入战线，把保皇党攻击得体无完肤，人心大快。”这段话虽然低估了华侨群众中蕴藏的革命积极性，流露出英雄史观的错误思想，但大体上能够反映出革命派在论战中的胜利喜悦。 在缅甸仰光，革命派的《光华日报》努力宣传反清革命，“尤抔击康、梁不遗余力”。当地华侨中的保皇派大商人极为忌恨，串通清政府驻仰光领事，强迫解散了这家报纸。革命派毫不屈服，连夜开会筹集资本，又创办第二之光华报继续战斗。经过不断论战，革命思潮在华侨中间迅速传播，同盟会的“基层势力，普及全缅”。许多曾受保皇派蒙蔽的人也醒悟过来，转而参加 71 ==========第77页========== 革命。甚至连当地保皇党机关报《商务报》的主笔也宣布脱离该报，“自愿皈依革命真理”。 革命思潮不仅在海外爱国侨胞中间迅速发展，在国内也不断扩大影响。尽管清政府实行残酷的高压政策，革命党人不顾艰险，拼除重重障碍，鼓吹反清革命，深入揭露清政府和保皇派的假立宪阴谋。 一九○七年，一批革命志士在上海发起成立“南社”（一九○九年正式成立）。“南社”以提倡文学为名，宣传反清革命，影响很大，社员很快发展到一千多人。在上海，革命派还创办了《神州日报》、《神州女报》等报刊，并且经营一些书局，大量传播留日学生出版的革命列物，自已也编印许多革命书籍，如《苏报案纪事》、《女界钟》、《自由血》等。这里的进步知识界思想非常活跃。 在广东，有《国民日报》、《南越报》以及香港的《中国报》、《东风报》等，“挑击官僚”，“讥评清政”，“提倡国民精神”。 在湖北，有《武昌白话报》、《汉口商务报》等，在学校和新军中广为流传，“收效甚宏”。 在贵州，有《黔报》、《西南日报》等，“抨击时政”，鼓吹革命，影响很大。 在华北，有北京的《帝国日报》、《国风日报》，天津 72 ==========第78页========== 的《民意日报》，开封的“大河书社”等，“专以反对伪立宪及鼓动中央革命（指在北京首先发动革命）为宗旨”，有力地推动着北方的革命运动。 在东北，有哈尔滨的《东睡公报》，沈阳的《大中公报》，吉林的《长春日报》等，“极力主张保持国权，及排除虚伪立宪，东北人心多为唤醒”。 在其他各地，也有许多革命派创办的报列和书局，与保皇派进行持续的激烈论战。革命派的宣传得到日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仪以《革命军》为例，这本书先后重版二十多次，在国内外销售达一百万册以上，人人争相传阅，影响极为深远。 以后，孙中山回忆这几年斗争的重大成就时说：“及乙已（一九○五年）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订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革命风潮进展这样迅速，主要是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推动了革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同时，革命派在政治思想领域对保皇派和孔孟之道的批判，也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73 ==========第79页========== 清政府和保皇派本来想用假立宪来阻挡革命的爆发，但是革命火焰却在全国各地更为猛烈地然烧起来。 一九○六年，正当革命与保皇的大论战激烈进行的时候，以贫苦农民和安源矿工为主体的萍、测、遭起义爆发了。起义军发布檄文，愤怒揭露清政府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残酷镇压的滔天罪行，明确指出它“假颁立宪之文”，是为了稳固“万世帝王之业”。檄文不仅提出废除专制政体和建立共和国的战斗目标，而且还表示要“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比资产阶级更为明确地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要求。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三万多人，控制四、五个县，一再打败清军，缴获枪支一千多杆，使湘、鄂、赣、苏四省都大为震动。 此后，武装起义的浪潮鼓荡全国。一九○七年，革命党人在广东的潮州、惠州、钦州、廉州（钦、廉现属广西)，利用当地群众抗捐斗争的时机，分头发动起义。 一九○八年，革命党人又转战在两广交界的钦、廉、上思等地，并且在云南河口举行起义。在这两年，光复会也曾经在安庆、绍兴等地策动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由于脱离群众而遭到失败，但是暴力革命已经成为燎原之势。不管帝国主义、清政府、保皇派施展什么花招，再也无从阻止全国范围的革命总爆发。大论战后不过三年，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宣告了 74 ==========第80页========== 保皇派君主立宪主义反动政治路线的彻底破产。 对于辛亥革命前夜的这场大论战，毛主席曾经给以肯定的评价，并且赞扬孙中山“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纪念孙中山》，《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我们应该尊重革命的先行者的历史功绩，并且从他们的革命实践和革命思想中批判地总结一些有益的东西。 当然，在这场论战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明显地暴霹出自已的弱点。 首先是革命派的政治纲领具有阶级局限性。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国内各种反抗力量汇集于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这个总目标，并且给陈旧的“排满”口号注射了民主革命的新血液，把它提高到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的新阶段，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贡献。“平均地权”的提出，表现出要求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强烈愿望，同时也表明他们企望从农民那里寻求某种程度的支持，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尽管以“全民代表”自居，华丽动听的词藻毕竟掩盖不住它的政治实践的狭隘阶级内容。 “民权主义”所要建立的共和国，并不是真正的人 75 ts.. ==========第81页========== 民共和国，只不过是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地主买办阶级专政。从实质上说，依然是少数剥削者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 “民族主义”突出了“反满”，却不敢正面提出反帝，这就回避了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革命对象。帝国主义是清政府的后台老板，并且已经在中国形成了相当强大的反动统治势力，仅仅打倒它的一条走狗，它还可以更换、扶植别的走狗，这样是不可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的。 “民生主义”虽然提出土地问题，但内容既不明确，更缺乏有效办法，特别是不可能依靠农民群众自己起来解决土地问题。这样，所谓财富归全民共享的“社会的国家”便流于空洞的诺言。明明是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大谈什么消灭财富垄断和“防止”阶级产生，要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祸害”。资产阶级还在刚刚起来革命的时侯，对自己前途的信心中已经掩藏着某种程度的怯弱，这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出现的奇特现象。正如毛主席所曾指出：“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1964年版，第961页)从当时的历史状况来说，革命派的毛病应是属 76 ==========第82页========== 于前一种。 其次，对于改良派在论战中提出的两个最“将”军的问题，革命派也未能给以彻底回答。 一个是关于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资产阶级虽然说了许多豪言壮语，但内心深处毕竟是有些害怕帝国主义武装于涉的影因此极力向外国侵略者表白，“排满”决不是“排外”，力图避免“刺激”这些殖民主义强盗。他们无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大谈什么只要“对于外国及外国人守国际法上之规则，此在我国民已毫无被干涉之原因矣”。难道国际法不正反映帝国主义霸权政治的严酷现实吗？这样的国际法能够保证革命不受干涉和维护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吗？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一个是关于广大劳动人民自发反抗斗争的问题。资产阶级从本能上就是敌视劳动群众反抗斗争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进行的革命与群众自发斗争对立起来，强调什么必须把“文明排外”与“野蛮排外”区别开来，把“秩序的革命”与“自然的暴动”区别开来。并且力图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足，不让他们展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是，面临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成的暂时还相当强大的反动同盟，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光靠自己的力量是根本无法进行战斗的，他们不能 77 ==========第83页========== 不从下层群众中寻求一部分可以利用的力量。他们把组织革命力量的活动极力限制在会党和新军的狭小范围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就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就是要千方百计把已经出现的群众斗争纳入他们所认可的“轨道”，防止出现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这样，他们便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辛亥革命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共同破坏下遭到失败。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虽曾对尊儒反法逆流进行过战斗，但是他们不可能彻底批判孔学，把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进行到底。 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很软弱，而且在文化上也不可能建立自己足以代替封建文化的独立的思想体系。·辛亥革命时期，他们用以向孔孟之道作战的，主要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武器库中学来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同时也从古代法家思想那里吸取了一些精神力量。但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 78 二 ==========第84页========== 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面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1964年版，第657页)尽管这种退却和失败还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但在这次大论战中已经露出了苗头。 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改治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还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反映在思想上就是他们中间不少人头脑中保存着或多或少崇洋复古的毒素。因此，即使是在积极参加革命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彻底批判孔学，更谈不上与孔学彻底决裂。他们曾经用机械唯物论批判过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但是 一接触到社会历史领域，他们仍然不得不落入历史唯心主义的窠白。他们曾经利用法家的某些政治观点来批判儒家的反动政治思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法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但是他们不可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儒法斗争，当然更不可能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考察和研究儒法斗争，因而就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评价法家，批倒儒家。 和地主阶级一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上升时期曾经反对过孔孟之道，而当它走向反动的时候，便要转而利用孔孟之道作为反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反动精神 79 : ==========第85页========== 武器。章太炎的一生，从尊法反儒开始，以尊孔读经告终，晚年终于“身衣学术的华衰，粹然成为儒宗”，正是具体而微地反映了这个阶级的历史命运。资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而孔孟之道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维护私有制、剥削和压迫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既然缺乏自己的独立的和完整的思想体系，因此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复群资本主义的时候，便必然要向年深日久、根深蒂固的孔孟之道乞灵。刘少奇、林彪 一伙机会主义头子所以要狂热宣扬孔孟之道，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马克思曾经说过：“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又说：“基督教的杜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莱茵观案家>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版，第218页)孔孟之道的情祝也是这样，它作为剥削之道、压迫之道，曾经先后为奴隶制、封建制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进行过辩护，并且至今仍然是国内外反动派阴谋在中国重新打开他们的“幸福之门”的“敲门砖”。因此，无产阶级既然要同传 80 ==========第86页========== 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必须在战斗进程中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必须把批林批孔斗争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彻底批判孔孟之道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身上。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一定能够“把这个沉重的上层建筑从自己宽大的肩膀上用力甩到深渊里去。”(《<莱茵观案家>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版，第220页) 81 、 ==========第87页==========